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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新文化运动时期梁漱溟儒学思想

作者:柳笛    文章来源:2018年《当代教育》第4期    点击数:664    更新时间:2019-1-28    文章录入:当代教育    责任编辑:当代教育

 

 

浅析新文化运动时期梁漱溟儒学思想

郑州外国语学校高三(1)班  柳笛

 

    [摘  要] 梁漱溟在新文化时期立足直觉,重新诠释了儒学。他认为:持“毋意必固我”的人生态度,生命就能“一任直觉,畅达完美”。他体悟:在孝悌中成就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他强调:“重内非重外”之礼就是生命之理,让“礼”重现其真价值。这些独到的认识唤起了人们对儒学应有的尊重。

    [关键词] 新文化运动;梁漱溟;儒学思想

 

    梁漱溟先生的思想形成于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不仅对僵死的、形式化的儒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而且对孔子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独特的阐释,他充分体认儒学的真精神,提出“一任直觉”,生命化儒学。

 

    一、行为中的自然而然——“毋意必固我”

    “意必固我”是个要求,是要怎样。梁漱溟举例说,比如我写了一篇文章,有人批驳我,本来是应该的,可是因为我怕受挫折,就会不高兴,自己的情绪随之开始波动,情志动摇,从而直觉麻木。而这不知不觉中的多一点,最终会成为习惯,习惯就将陷于“不仁”。

    “毋意必固我”是自然而然为之,不要求,不强求,随心而行,畅快通达。梁漱溟将这一态度也称为是“不认定”的态度。所谓的“不认定”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为“我的不认定”、二为“是非的不认定”、三为“苦乐的不认定”。

    “我的不认定”。梁漱溟认为“我”既不是一个具体的概念,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我’则是一个意味,一个情味罢了”。[1]917要认识“我”只能靠直觉去体会。因为“我”的意味是超出了意识的,意识来自生命,它不可能高于生命,认识生命。所以,不应把“我”限定在一个独立的范围之内,“我”是一个无边大的范畴,是无法认定的。

    “苦乐的不认定”。梁漱溟认为生命原是一个生机畅达的活动,是无所谓苦乐的,生机滞塞才有所谓苦。生机之所以滞塞是因为抱定了一个“有所为而为”的态度,变一任喜怒哀乐为逐求喜怒哀乐。凡是抱一个追求的态度,他就会去找,就会陷入“不仁”。苦乐是无法认定的,所以在生活中应对苦乐采取不认定的态度。

    “是非的不认定”。梁漱溟认为“所谓是者就是欢迎的意思,所为非者就是拒绝的意思,完全是心情的一种力量”。[1]920是非是主观的情理,只是一个意味,孔子是没有机械的是非善恶的标准的。人本来应该顺着人情去做,如孔子提出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行为依循感情,直觉而行。我的直觉指示我善待亲人,疏远陌生人,淡薄生物,远离木石。可假如你把“多爱”当作判定情厚的依据,用理智去推,就成了不杀人到不杀动物再到不杀植物,继而到一块石头一根木头也不要毁坏才对,这就会流于形式。这就说明直觉支配我们的行为,无所谓是非,一切都不认定。

    有了“我的认定”“苦乐的认定”“是非的认定”,就会在生活中有一个要求,就会使这种要求成为牢固不拔的习惯。成了不知不觉的“意必固我”。凡是“意必固我”必会扰乱生活。“一认定一计算,在我就失中而倾欹于外了”。[2]450生活若不认定,不计算,那么生活将一任直觉,生命才会畅达。

 

    二、生命中的优美文雅——“孝悌”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起源于家庭。人生活在群体中,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一个个关系的组合体。首先和个人有关系的就是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然后是朋友、老师等。人不能脱离人生活,人始终要在与人交往中生活。那么,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中国文化推崇“父慈子孝”,“孝悌是什么?是说儿子,或者幼辈对父母长辈的尊重,顺从”,“什么叫慈呢?慈就是父母那边慈爱子女,慈爱幼辈”。[3]1144这就不难看出中国文化注重互以对方为重,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梁漱溟认为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特色。

    梁漱溟针对“五四”以来对孔子忠孝方面的批判,指出不应将“孝悌”看成规矩。称“孝悌”同礼乐一样,礼乐的根本之处是“无声之乐,无体之乐”,就是生命中的优美文雅。“孝悌”的根本就是生命深处的优美文雅。本来“孝悌”是内心自然灵活的活动,后来被人们规范成一些条条框框的东西,成为所谓的礼教,窒碍人心灵的自由发展,束缚了人的自然属性。

    梁漱溟认为“孝悌”的心同上面所提到的孔子“乐”的心、“仁”的心,即柔嫩、敦厚的心是一致的。在他看来,一个人生活在家庭中,对自己的父母兄弟有自然而成的亲近感是天经地义的,它发端于本心,是人根本的一个态度。一个家庭中每个人付出的真情,营造了温馨的家庭生活。因此,懂得尊重父母、友善兄弟是一个人立足社会的基础。

 

    三、情感中的一任直觉——“非功利”“非刑罚”

    梁漱溟认为人之所以会感到生活的空虚,就在于不能克制“欲望”,而要抑制“欲望”就必须反对什么都要算帐的功利主义人生态度。一切都不要计较利害得失,如果计较了,就是“违仁、失中、丧失生机”。他认为不计较利是孔子儒学思想的核心,是儒家最为根本的一个态度,一直延续下来成为中国人的风尚,是中国文化最有特色的地方。

    梁漱溟认为“非功利”是贯穿孔子人生态度的一个基本准则,他提到的孔子的十四个态度都蕴涵其中。梁漱溟认为“功利派”与“非功利派”的区别不是内容或事实的不同,而是态度的不同。梁漱溟举例说,“功利派”谈到富国强兵,孔子讲足食足兵,由此可见内容是一致的。但功利派有一个要得到什么的态度,而孔子没有。正是因为孔子没有这么一个目的,所以孔子的生活是富有乐趣的生活,每一段生活都有那一段生活的乐趣。他一任直觉,自由自乐。而功利派正是因为有一个计量打算在里面使生活失去了它原有的情趣。可以想见,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就会变“无所为而为”的生活为“有所为而为”,使原本其乐无穷的生活变的枯燥乏味,使原本生机畅达的生活变的窒息,使直觉麻木,使人成为“不仁”之人。所以,梁漱溟认为在生活中应采取“非功利”的态度,这既可以克服西方的逐物态度,又可以在“乐”的态度中得到物质上的满足。这一态度是和“毋意必固我”的态度相一致的,再次体现了梁漱溟对不计较利害、一任直觉生活的推崇。

    在有关社会治理的问题上,梁漱溟主张“非刑罚”。梁漱溟认为法律刑法让人与人之间为了名利,相互算计,社会无法长治久安。他谈到自己早年对儒法德刑之争的儒家是有怀疑的,感到儒家的德治主张太迂腐了,不如法家的方法简洁容易,后来他终于明白孔子“保持人格、不破坏好的心理”的良苦用心。认为刑赏使人格扭曲,诱发人不良心理的产生。那如果失去刑罚,社会靠什么来维持呢?梁漱溟认为应靠发端于人心最柔嫩的关爱,建立人与人之间浓厚的情感,持着一颗不分彼此的内心,以不斤斤计较的心理去做“协作共营”的生活。梁漱溟谈到以后人类的路要“从情感的活动,融合了人我,走尚情谊,尚礼让,不计较的路——这便是从来中国人之风。”并断言“以后世界是要以“礼乐”换过法律的,全符合了孔家宗旨而后已。”梁漱溟从人性本善的角度出发,提出以德治国,这种认识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他只看到了个人的自然属性,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忽视了法制具有使社会至善的积极作用,过分夸大了情感的作用,这使他的理论总是与现实相差甚远。

 

    四、心性中的和善之理——“礼乐”

    梁漱溟是从两个方面来体认“礼乐”的。一方面,他认为“礼”注重的是内在的修养而不是外在的形式。他提出“所谓礼者是人情的自然要求”,如分宾主、分长幼都是情的自然要求。“礼”的根本是人情,人有情是最好的。“礼”是出于心情的自然表露,孔子看重心情所以看重“礼”。“礼”可以简单从约,但心情不能淡薄,即“宁可不足于礼,不可不足于心情”。只要是真性情,即便是狂狷也是好的。好的心理造就了好的行为,人在平和温情的时候,他言谈举止自然会符合“礼”。“所谓礼乐者,就是把艺术作为一个很大的力量而已。它从外面诱导我们和乐的心理,使我们常在一个和乐的心理中去生活,此其功用也。”[1]935礼节可以促进人“和乐”的心理的养成,儒家的各种礼节、仪式促成趣味美好的人生,所以,“礼”绝不是外在的形式,它只是为了启发人们好的心情而已。

    另一方面,“礼”是生命之理,“仁”的心生成“礼乐”,仁者的生活是满满的和气,因为他内心是一颗和乐的心,所以他的举动总是优美文雅的。这是从生命深处发出来的,是真正优美文雅的。所谓“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指的就是这个。“故礼者都是由柔嫩的心处事接物自然所表现出来者。见之于言动举止者是为礼,而贯乎一切。”“仁”就是生命的唯一规则,“礼”是指生命恰好处。“礼乐”是从积极的正面培养人的愉快心理,是使人的生命能与宇宙生命的运动相契合,使人能够乐天知命、奋发向上的重要途径。

    梁漱溟将“礼乐”平实化、生命化。经过他如此的解释,那些束缚人的思想、制约人的行为的“礼”不复存在,代之的是一种为人所能接受的“生命之礼”,使儒家已经僵死的“礼”再现昔日光彩,重新进入人的生活。

 

    五、宇宙中的变化流行——“天命”

    梁漱溟认为所谓“天命”的意思,不须做深的解释,我们说的天然就是表示不是人为,确切的说就是宇宙大的变化流行。“天”含有自然的意义,“命”则含有规定的意义。比如,我生在这个世界上,生在中国的北京,这就既是天意,也是命中注定的。这就是所谓“自然而已定那一点谓之天命”。

    梁漱溟认为普通所谓“听天由命”不是“知天命”,虽成功不成功在天,而做不做毕竟在自己。我们做了才会被决定,若根本不做,怎么可能被决定。听天由命,是要我们尽力去做,而成功与否,则听天的安排。如果不去做,只能算听从于自己的安排,不能算听从于天的安排。所以听天由命的人,不是别的,就是最尽全力去做的人。“故真正知天命必须如颜回不懈的工夫,以至于无一毫私意,无一毫间隔,仿佛顺着宇宙大的流行前进一样,这一条路就是非功利的态度。所谓非功利者,就是说与宇宙变化流行一致。”

    梁漱溟对“天命”的这一解释,打破了以往人们所持“听天由命”的消极人生态度,开创了一种发自内在追求的积极的人生态度,也只有这种态度才能跟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相融合,才能为儒学的光复打开一条通道。

    梁漱溟在新文化时期以“自然而为之”对儒学进行了解释,高度赞美了孔子“毋意必固我”的人生态度,他认为生命只有这样才能“一任直觉,畅达完美”。他体悟人感情的发端就是“孝悌”,在亲情中成就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他强调诱导内心和乐心理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礼”,提出“重内非重外”之礼就是生命之理,这巧妙的将“礼”从繁缛的礼节中解放出来,让“礼”重现其真价值。他推崇生命的和谐,倡导乐的生活。

 

参考文献:

    [1]梁漱溟.孔家思想史,梁漱溟全集第7卷 .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

    [2]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3]梁漱溟.答:美国记者艾恺先生访谈记录摘要,梁漱溟全集第8卷.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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