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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实践性思维的文学认知与批判         ★★★ 【字体:
基于实践性思维的文学认知与批判
——马克思主义文论教学有感
作者:赵雅妮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1776    更新时间:2017-7-30

基于实践性思维的文学认知与批判

——马克思主义文论教学有感

贵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赵雅妮

 

    [摘要]当前,在马克思主义文论课程的教材编写与教学活动中普遍存在一种倾向于对马克思主义原典文献中关于文艺问题的原典考证与句段分析的文本细读,且在基于研读式思维的认知模式下进行有创造性的意义阐释。这种研读方式无疑有助于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与深化,是每一位研究者必备的专业素养。然而,在具体的教学实践过程中,就受教者的知识储备与教学规律而言,继承与发扬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实践品格尤为重要。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论;文学认知;实践品格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者的文艺言论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简称“马列文论”)作为当前我国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阶段的专业选修课,成为拓展并考核学生文学理论知识和素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在具体的授课过程和效果测量中,学生积郁于固有的政治论调和施教者倾向于原典考证与句段分析的文本细读模式,往往在潜意识下形成排斥心理与被动的“沉闷倾听”。因此,相较于中西方文论的事例性举证与作品解读,马列文论自身的魅力与受教者学习的热情很有可能被“重回原典”的学理性分析与理论的“溯源式”教学模式所扼杀,这既是对初涉这门课程的学生认知热情的伤害,也可能遮蔽马列文论自身的魅力。因此,有必要重新确认一下马列文论的生成机理,进而明确马列文论的实践性品格之于理论自身的重要意义,并以此确立教学的理念与实施方略。

    事实上,在中西方学术界都存在着一大批质疑抑或否定马克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被冠以“文论家”“美学家”等称号的学者。为此,我们首先有必要重新确认“马列文论”的生成机理。因为,在这些学者看来,马列等人并没有较为系统且集中于某些文艺问题和理论体系,也未曾出版过关于文学艺术批评与理论研究的学术专著,只是因为马列等人的书信和一系列政治学、社会学、哲学批判文章或著作中涉及到关于人的本质、美的规律、古希腊艺术、社会变革在具体作家或作品中的表现等问题的个别言论而已。而且,这些仅有的针对文学或艺术的批评性言论,主要服务于对整个西方社会特定历史时期的阶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批判。当然,以上的认识不无可以借助的依据。但是,就马克思主义文论本身的精神实质而言,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卢卡契等这些创建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人物更多是政治家、哲学家、革命理论家,或者说是宣扬一种新的社会体制的社会活动家。可是,他们在关注整个社会经济体制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并没有忽视文化体制及新的文化信仰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尤其是文学在社会发展与变革中的积极作用。例如,作为实际的国家领导者列宁强调:“凡是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只是为了解决吃饱肚子的问题的人,都是错误的。这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搏斗,关系到人类的整个文化遗产,关系到发展和确认每一个人的全部才智的可能性。无产阶级如果不用自己的艺术观点同我们这一时代的艺术进行斗争,它就不能作为一个阶级撼摇资本主义堡垒的大门,不能从工厂的饥寒的暗夜里冲出来。”这就是以马列等为主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及实践者涉足文艺问题的主导动机。事实也进一步证明,他们在作为政治家、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甚至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者的同时,也是以极为谨慎、认真的文艺观察家或文艺批评家的角色参与到特定时代的文艺发展之中。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文章或理论著作都具有多重知识及身份的混同性。故此,我们也只能在这种状态下解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的《致玛•哈克奈斯》《致冯•济金根》等经典的马列文论文献,也只能在此意义上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创建者与发展者。

    与此同时,当我们系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文章与著作之后就会发现,在这些言说文艺问题的碎片化片段言论中,他们关于文艺问题的认识与理解并不失理论的深刻性,且当我们将这些点连接起来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者的文论观念及体系就会显现出来,如他们的文学观念与批判意识凸显了文学活动论的系统性规律、文学反映论的哲学基础、艺术生产论的结构系统、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精神实质与艺术交往论的交互性作用,而正是这五大基本理论精要而深邃地剖析了“文学是什么?”的问题。甚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者的言论与文章也不失文学的魅力。例如,作为欧洲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和作家、符号学家、哲学家、文艺评论家的翁贝托•埃科在《埃科谈文学》一书中,就通过一篇《论<共产党宣言>的文体风格》反驳了“马克思只懂政治不懂文学”的论调。

    其次,在明确了马列文论的生成机理的同时,我们也将会清醒地意识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一切文学现象的分析与批评,都是基于一种实践性思维的文学认知与批判,其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服务于对整个社会的整体性认知与批判,这一点是马克思主义文论思想区别于西方传统文艺思想的最大亮点。它改变了西方传统文论家执迷于理性玄思与热衷建构庞大理论体系的倾向,将文艺思想的批评功能与实践性价值提升到一个从未有的高度,这才是马克思主义文论最根本的精神所在。

    让我们且以“典型理论”为例:具体来说,从亚里士多德到贺拉斯、布瓦洛等人关于“类型化”理论建构的社会背景是一个由知识贵族组成的文化团体(沙龙、法兰西学院)独占文艺领域的时期,“去历史化”的本质主义“真理观”决定着文艺的审美功能。抽象的“人性论”与知识贵族形而上学的哲学冥想,决定了文艺作品借“形”而赋“神”的本质主义审美追问。这样的文化气候,必将孕育早期叙事文学中人物形象的“类型化”审美取向。然而,自黑格尔开始有所改变,主体精神与辩证思维促成了黑格尔“典型理论”开始侧重主体自身的独特性一面,强调了“典型理论”中“那一个”,注重从独特的“那一个”来认识“绝对精神”。这一转变既是西方社会18世纪认识论哲学与主体性问题在文论领域的体现,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与封建社会的没落这一社会变革使得一种注重个人价值与社会力量的审美观念打破了封建贵族较为稳健、保守、典雅的知识雅趣的结果。在一个注重个人奋斗与破除少数知识贵族垄断的文化圈子(沙龙、法兰西学院)的社会里,市民社会的形成、新的社会阶层的崛起、更加普及的教育制度与文化机制及民众作为参与文艺活动的一个主要的力量,也包括自由竞争的出版印刷、文艺市场、多元观念等都共同参与了作为叙事艺术的小说的兴起。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急速地改变着这个社会的政治、道德和文化。小说的兴起,淋漓尽致地展现着它的变化并传播着这些信息。从黑格尔到马克思、恩格斯、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等人是西方“典型理论”的升华阶段,而这一转变背后一个最为关键性的因素就是社会形态的变迁。此时,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关于文学反映论的文艺观念、莎士比亚化思想、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注重社会历史的批评模式等,都是这种社会形态变迁对马克思、恩格斯等人文艺观念产生的巨大影响。典型理论在小说的兴起中不断成熟,它为认知的欲望创造了一种审美标准,而再现论的文艺主张更是将人们对社会的认知冲动展现出来。于是,以个体的奋斗与人生历程的轨迹,不断地穿梭于当时社会的各个公共场所,就成为当时小说的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征象。这种征象具体在小说中的明确体现有两种:其一、小说基本上都是以一个人物的姓名命名,并以这个被命名的人物为整部小说故事情节的主线,借此开展对当时社会正在变化着的社会公共空间的人与事的细腻描绘;其二、小说的整个故事及事件发生的场所,是这类小说最为关注的地方。正如陈晓明所说:“也许19世纪的浪漫派小说和现实主义小说,更乐意把故事发生的地点放在客厅里或卧室里,这可以满足人们对私人生活的关注。它与资本主义兴起时个人生活开始转向公共化有关。”在这个具有代表性的公共空间内,聚拢了几乎所有关键性人物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而这个特定的空间,就是当时社会的缩影。因此,一定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认识,也得益于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等一大批小说家们的文学书写。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对于巴尔扎克、狄更斯等19世纪的小说家这样评价:关于当时的社会状况,他们提供了比政治家、道德家和新闻记者还要多的东西。”

    最后,再来让我们反观一下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教学现状。当前在马克思主义文论课程的教材编写与教学活动中普遍存在一种倾向于对马克思主义原典文献中关于文艺问题的原典考证与句段分析的文本细读,且在基于研读式思维的认知模式下进行有创造性的意义阐释。这种研读方式无疑有助于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与深化,是每一位研究者必备的专业素养。然而,在具体的教学实践过程中,就受教者的知识储备与教学规律而言,如果过多地局限于教条式的引证、考据,使学术研究的应用性让位于文本细读式的考据批评,不但使教学流于琐碎的考据规范与咬文嚼字的散漫中而丧失马克思主义文论本身应有的锐气,更容易拖垮学生对该课程学习的热情。甚至可以说这种引经据典式的“回归原典”的教学思路往往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实践性品格相悖,也违背了教学本身的终极目的。尽管有些学者如何诋毁马克思主义文论存在的学术价值及其现实意义,但是事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文论正是以其直切的实践性思维与现实品格深深地影响着之后的整个西方文化界。就拿20世纪西方学术的发展来说,哲学、文艺批评、美学思潮、文论流派层出不穷,理论著作、范畴、概念、术语时时更新。而在这其中,它们却与马克思主义文论思想及其理论著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哲学、文艺学、美学理论家的思想主张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与马克思主义文论及其著作有关。有的是对他的继承与弥补;其中,有的是对他在新时代的发展;有的是学习后的理论革新。且不说20世纪影响巨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如之后产生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文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文论、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文论、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等,马克思主义文论及其理论著作几乎影响到20世纪西方各种文艺思潮及流派,以至波及到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批判。然而,事实上他们都是在阅读马克思著作的基础上,对马克思文论思想及著作作出的各自解释与理解。这一事实告诉我们:仅仅围绕马克思主义文论经典文献进行文本细读或考据式批评,并不是唯一的学习方式,继承并发扬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实践性品格,坚持以一种应用性意识与实践创新的胆识,结合社会历史境况的变迁辩证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论,才是最终的出路。

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马克思主义文论之于学生的意义,恰恰不在于文本细读式的考据与同一套话语反反复复地絮说,而是让马克思主义文论参与到文学作品、文艺现象、社会文化的批评实践中来,提高学生分析文艺问题的能力。与此同时,讲授者应该借助马克思主义文论颇具现实意识的批判性分析话语感染学生、吸引学生,使其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批评魅力。故此,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精神内核是关注现实用于实践,在教学中也应弘扬这一品质,并以将生动的批评实践引入课堂,让学生真正感受到马列文论的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1] 付惟慈译.蔡特金文学评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2] 埃科.谁说马克思只懂政治不懂文学.澎湃新闻网,2014-12-29.

    [3]陈晓明.挪用、反抗与重构——当代文学与消费社会的审美关联.文艺研究,2002(03).

    [4]邵岭,黄启哲.文学如何重新证明自己价值.文汇报,2015-01-13.

 

    作者简介:赵雅妮(1980— ),女,陕西凤翔人,美学硕士,贵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文艺美学与审美文化。

(原载于2017年《当代教育》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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